技术之外，还有人生

本文转自FT中文网 作者：孟蔷薇

 

孟蔷薇：我算是一个“理转文”的学生。那么，在对待生活或者人生本质问题上，文理科人的思考有什么差异？

 

 

不久前，“有技术的野蛮人”一词在朋友圈稍微漂了那么几天。陶东风先生的文章《拒绝有技术的野蛮人》，谈的是所谓“大学精神”与“有技术的野蛮人”之间的张力，更准确地说，是一种排斥。我稍微注意了一下，转发者里有理科的朋友。（在本文中，请将“理科”作广泛的理解，“文科”亦如是，提及人群的时候也是泛泛而指。）不知这样的转发意味着什么，不过，他或她大概已把自己排除在了“有技术的野蛮人”之外，至少对此已有警惕。
 

然而，这世上复杂难名之事、之心、之人甚多，也许不是我们真的要去复杂，而是常常说不清自己所持的是何种立场，即使说清，我们又会因为各种更为复杂难名的原因，常常把自己的立场和实际行动对立起来。转发或点赞“有技术的野蛮人”者，无论文科或理科的朋友，虽然多属真诚，怕也难逃这人生复杂的“宿命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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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自己是由工转文的，目前在历史学系攻读博士学位。之前我每每以有关怀的理科生自命，如今不好这么说了，大概只能算懂点实验，且只限于机械制图和仿真模拟的文科生了。过去在理科圈我是边缘人，如今在文科圈则力求“去边缘化”。以我的道行，不敢说历史学的精神是什么，不过我大致可以肯定，这和我过去设计图纸，做仿真模拟之类的差别不啻霄壤。

 

以前，我无论欢喜或忧愁，假意或真情，都会老老实实在实验室呆够时间，或求“老板”差强满意的笑容，或求心安以便毕业。总之，规矩还是要讲的。在实验室除了“干活”之外，我们和“老板”之间似乎没有太多的交流，彼此也就不甚了解，诚如所谓“最熟悉的陌生人”。但有一点我们似乎已有了“默认的同意”，即我们的所谓人生观、价值观和许多“别人”都差不多。在理科许多师生的群体里，这似乎是普遍情况。假如，我以“事后诸葛”的姿态去回味我当年的生活，理科圈中人在生活的“背景和底色”，即所有涉及“人生大方向”之类的问题上是有共识的。那就是，这些问题大概是不需要讨论、纠结的，大家已经有了不自知却又“一致同意”的“不言自明”。

 

价值持守这样的事真的很玄妙，因为对许多人来说，这都不是特别值得注意的问题，因为它早已内化于每个人的内心深处。“默认的同意”实际上在多数人那里，已经等同于“不自觉的被迫”，因而必然也是没有经过省察的。据苏格拉底说，未经省察的人生不值得过。那么经过省察的人生值不值得过呢？我觉得这个问题可以兑换成另一个：“真正的”人生是否必然带有某种省察的色彩，甚至常常只以省察的方式存在？那种一个“老板”省察（当然，这个“省察”也可能是从别处借来的），十个“打工仔”懵懂的圈子，与其说是众人在“一致同意”基础上奋力前进，不如说是一个人“云云”、一群人“昏昏”的随波逐流。当然，这个“老板”也可能是十分“清楚”的，他不过是要别人糊涂罢了。那么，一个人深明真相和一群人不明真相，作为一个硬币的两个面相，又算是哪门子价值观呢？

 

也许在文科人看来，这就等于没什么特别的价值持守了。然而，中文我不清楚，哲学我也不了解，至少在历史学里，理科圈里的那种“默认的同意”恰恰是我们最需要拿捏的问题，也是体现一个历史研究者道行深浅的所在。历史上任何已经成为过去的“事实”，都已无法复原。无法复原不是因为文字记录多有不实，影像资料几乎空白，当事人口述不够精确，而是因为，作为今天的研究者，你站在“必然残缺”的史料堆里，如何讲述历史，怎样看待过往的各色人生？

 

所谓“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”，大概是说并没有什么真正“客观”书写的历史，只有客观存在的偏见。一切历史理解都起源于理解者自身的某种“前理解”（“感觉”？），一切历史都是以被理解的方式存在的，并没有什么脱离理解之外的“客观历史”。历史是历史对象和理解者、过去和现在、客体和主体的统一，这就注定了任何历史理解只能是理解者的一种偏见。

 

历史研究者所练的功夫，不过是要把个人的偏见投放到一个更为深邃的时空，以实现对历史事件或人物的“同情的理解”，透过纷繁复杂的过往，给人性之复杂这一人性的“恒一”提供自己的注解，以丰富所谓“理解的历史性”。通俗地说，我们要做的，就是努力把那些暧昧难言之处，尽可能说清楚、道明白。当然，反过来，我们也极可能在理科圈认为已经“十分清楚”的问题上继续纠缠它的思想性意义，把“简单”的问题越做越复杂，以致理科圈会认为我们无聊。也许是无聊啊，然而呀然而，我们还是会继续。

 

把复杂的问题越说越简单，同时把看似“简单”的问题越做越复杂，似乎是不少人文学科的“通病”。正如前文已经指出的，包括历史学在内的人文学科关注的问题，既不是理科圈的学术主题，也不是他们饭后茶余的嚼头，假如他们认为我们的“通病”真的很无聊，也是可以理解的。然而，“无聊”背后所呈现的，似乎不止是文理科在“器物”，即操作或技术层面的分歧，还有更为深层的“本体论”差异隐藏其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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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承认，我是在世俗意义上乱用“本体论”这个比较艰深的哲学概念。我想说的只是，文理科人在对待生活，或者人生本质这一问题上，在思考方面究竟有何差异？这一问题，当然和我们两千年来，尤其是近几十年来所受的教育和家国氛围有莫大干系。我们历来有忽视个人本位的传统，至于如何褒贬这一传统，则已是另一个问题。这里我只想考察一下这种忽视所造成的后果。

 

有那么一个时期，个人不但被忽视，甚至简直就是工具，以便服务于更为宏大伟岸的“集体”。那个年代，是自然学科登堂入室，大显神威的季节，学理科不但“政治正确”，而且名利双收。文科的处境就惨淡了点，许多颇富特色深有积淀的学科被合并、限制，学文科成了“不是犯罪就是受罪”（徐复观语）的苦差事，文科知识群体活得战战兢兢、踉踉跄跄，鼻涕一把泪一把。直到今天，在不少地方，据说最聪明的男孩子都去学最有前途的理科了，学文科是笨孩子的无奈选择。这大概也是那个年代沉渣泛起、余威震于殊俗的烙印。

 

可以说，这样一种历史基因，几十年来潜移默化间注入了文理科各自的发展轨迹。对于理科人来说，他们很容易认同宏大叙事，在“沉默的同意”中把自己忽略掉，默默甚至极为活跃地承担起“民族”、“国家”这些十分复杂的宏大话语，及其背后的所谓“义不容辞”。恰好，这和中国“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”的传统十分吻合，早已是中国古已有之的老特色。然而，这个特色并未经过思辨的审视，更加“然而”的是，这个审视却在文科人几十年来“不是犯罪就是受罪”的痛苦历程中开始慢慢萌发。天网恢恢啊天网恢恢！他们开始有了西方意义上的反思、批判的意识，更加注重宏大叙事背后那个被（迫）隐形的“人”。

 

换言之，至少到上世纪八十年代，文理科人在审视“人的生存”这一根本问题上，其实已经分道扬镳，渐行渐远，二者认知之间的张力越来越大。不过，到九十年代以后，宏大话语体系逐渐失去旧有的凝聚力，连理科人也开始渐渐放弃对宏大任务的道义承担，转到对自身所处现实的关注上。

 

这似乎在缩小文理科人在此问题上的认知之间的张力。然而事实并非如此。因为，对自身现实的关注是需要一点本事、一种能力的。我不是说理科人就没有这个能力，而是说，人对自身的生活进行审视，需要一定的智识基础。没有这个基础，你就无法对现实做出深刻的辨析，甚至无法意识到它的存在。这个基础，并不是在旧的话语体系解散之后就可以分分钟建立起来的。

 

我们看到，如今理科圈“老板”多多，“生意”兴隆。把这一现象理解为一定程度上的“人性解放”似乎并无不妥，不过如果换个角度看，它不过是旧的（他者强制的）话语体系解散后，浮萍在飘零，虽然美妙却不自主，光鲜却无意义。过惯了集体生活的蜜蜂一旦被打散，似乎最要紧的是生存，恐怕来不及思考“蜂生大事”。至于生活得很好当上了“老板”，是否就有更为高妙的思考，也是难说。如今的许多理科人，尤其缺乏这种思考。

 

其实他们完全可以通过和周围的文科人多交流，来提升这种思考能力的。慢慢地，他们也许就不只是“老板”或“打工仔”，而至少是“有文化”的“老板”或“打工仔”。令人遗憾的现实是，许多人并不愿意做这种交流，因为在他们看来，文科人的工作“卑之无甚高论”，不值得去了解。有些人甚至根本不知道文科人究竟在做些什么，他们压根不觉得，在技术之外还有一种存在，叫做人生；在“老板”和“打工仔”之外，还有诗和远方。（当然，或许他们已把技术等同于人生，把“老板”看成了诗和远方，这就另当别论了。）这种“不知道”背后深藏的，是智识上的自负。而这种自负，就不只是理科人的毛病，而真的是文理科的通病了。不过，本文只谈理科人的自负，文科人的问题另行阐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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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何人，无论是象牙塔的学者还是乡野的村夫，大概都本能地具有一种智识上的自负，虽然他们对智识的理解可能有很大不同。而自负往往就免不了自我封闭。具体到象牙塔内部，这种自负造成的壁垒也是比比皆是。再具体到理科人的圈子，这种自负构筑的铜墙更是随处可见。

 

机械专家也许会说，从自行车到电动车、代步车，从火车到飞机、宇宙飞船，机械设计最具实用价值；电子系学者可能会讲，我新给出的导通元器件的脉冲程序，就是新时代数码产品技术革新的基石；应用化学的学者也许只用一个实验就可以秒杀前两者，因为那化学反应的微响或巨响，已经念出了人类延年益寿或集体自杀的魔咒。

 

而具体到各自学科的内部，互相之间的“不懂”就更加细密：搞机械理论的不懂自动化应用，搞材料加工的不懂材料学，搞轧钢的不懂模具设计，且他们内部更细的差别也使他们互相不懂；搞晶体管的不懂雷达，搞卫星通信的不懂光纤，搞电子管的不懂电子机械，且他们内部更细的差别也使他们互相不懂；搞无机化学的不懂有机化学，搞物理化学的不懂生物化学，搞分析化学的不懂化学工程，且他们内部更细的差别也使他们互相不懂……诸如此类，琳琅满目。

 

理科内部尚且如此，理科人对文科的不懂，似乎就更多了，而这种不懂所铺开的，则是迥然有别于理科自身领域的另一块天地：中文学者也许会说，他已看透世界，写透人生，大千世界千姿百态酸甜苦辣魑魅魍魉尽在笔下；历史学者也许会说，他不但看透，而且用更为长远的镜头聚焦过古往今来的一切，洞穿了人世一切复杂的秘密；哲学家可能对前两者都微微一笑，你们一个是“就事论事”，一个是“就事论理”，而我是“就理论理”，我的学说是从概念到概念，从理论到理论，从抽象到抽象，一切“看透”、“古往今来”、“秘密”都被我高度抽象化以后收入宝瓶。

 

当然，文科差别和细分导致理科人的不懂，随口一说更是一大长串：不懂中国文学，不懂外国文学，不懂文学比较，不懂文学史，不懂文学理论，不懂语言学，且内部更细的分化也不懂；不懂世界古代史，不懂中国当代史，不懂宗教改革，不懂土改，不懂思想史，不懂经济史，且内部更细的分化也不懂；不懂古希腊哲学，不懂现当代哲学，不懂康德，不懂斯宾诺莎，不懂现象学，不懂解释学，且内部更细的分化也不懂……总而言之，不懂人生。

 

列举这么多，只是想说明，无论文理科，即使作为所在学科最前沿的学者，面对他人研究领地的铜墙界碑，仍旧像是个茫然无知的愚夫，too young，too naive。碰壁多了，也许就会觉得墙很荒谬。不懂者完全可以认为中文学者矫情，历史学者无聊，哲学家狂傲，总之，他们都带着荒谬的鬼脸。西哲有云，正因其（上帝）荒谬，所以我才相信。

 

但是，在许多人的认知里，“荒谬”和“很懂”是一回事，和“相信”八竿子打不着，他们并不因其“荒谬”而“相信”，却只因其“荒谬”而觉得“很懂”。我并不是说，对待一切“荒谬”的东西，我们都应该相信，但对待看似“荒谬”的东西，我们给自己留一点“可能不懂”的自觉，似乎是必要的。因为满满的自负真的会遮蔽掉所有的“不懂”，同时失去人生的许多乐趣。人生常常并不因“不懂”而变得渺小，却常常因为“很懂”而变得狭窄。

 

这世上我们不了解的东西实在太多了。即使我从来都是善意地假设这个世界存在博通古今、学贯中西、兼修文理的天才，但因为目前这样的人似乎已经很少，所以对于理科的从业者来说，对他人领域的哪怕只是稍微的关注，似乎都是必要的了。文科里“形同实异”、“形异实同”、“形异实异”的东西并不比理科少，个中复杂缠绕的关节也并不比理科容易，恐怕非深入其中所不能了解，而尽可能了解这些，恰恰就是回答“人生”问题的关键。俯下身段，进入他者的语境，是了解的开始。而“了解他人”需要一种克制自负的忍受力。

 

真的，人生常常是一场忍受。我们应该学会忍受自己处处可能存在的无知，以及别人处处可能存在的“有知”。多多忍受之后，则宜多多了解。也许，在那些看似“人人都懂”的学问里，还有多数人都不懂的蹊跷，多数人未曾体验过的伟大。这恐怕应该成为理科人看待文科的底线。理科人应该意识到，在技术之外还有人生，这个存在需要深入考察、体悟才能有所知道。这个意识，大概就是他们和文科人友谊的小船说翻却不会翻的形而上学起点。